此尊造型取意周代铜壶，肩部同以三羊首为饰，束颈及鼓腹衬托造型简洁饱满，腹部凸起弦纹，同时作为纹饰分隔，颇具匠心。通体以青花绘饰，纹样仿商周环带式布局，自上而下分饰海水纹、缠枝莲纹、回纹、缠枝牡丹纹、巴洛克风格卷草纹及如意卷草纹。所绘纹样完美体现清代御窑兼收并蓄的姿态，青花绘制技法别具特色，拟摹永宣时期青花而成。虽此时景德镇青花用料与宣德时期已殊为不同，但为追摹明初苏麻离青渗透晕染之效，遂以青花点染，层次感立现。同时腹部所绘纹样颇具西方巴洛克及洛可可艺术风格，纹样呈现对称的涡旋式，轻盈婉转，纤柔绮丽。整器设计以上古青铜壶为设计基调，更将器型巧妙化裁，同时塑三羊首并结合以西风独蕴的卷草纹，虽整体面貌已不复商周青铜的制礼作乐，但仍充盈古韵，又西风别具，自成一格。

清代中西融合之风肇始于康熙时期，高士奇《蓬山密记》中记载康熙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至畅春园观剧，见“高台宏丽，四周皆楼，设玻璃窗，上指示壁间西洋画，令观”。说明于康熙年间，西方装饰画已然风靡宫廷。至雍正朝，清档中多次下旨命画画人做油画或通景画为园囿点缀。同时雍正元年，派遣班达里沙、八十、孙威凤等六人于西洋传教士“郎石（世）宁处学画。”装饰画中的中西融合之风同样弥散于御瓷纹样设计之中，时兼理景德镇御窑厂窑务的年希尧在与西方传教士画家郎世宁的交流中，萌生将西方焦点透视技法付梓成书的想法，并最终完成透视学专著《视学》，与此同时也将西方绘画技法及纹样融入到御窑装饰之中。雍正六年以后，负责御窑厂具体烧造事宜的唐英，将对异域文化的独到理解融入清奇巧妙的艺术设计，秉承内廷恭造之式的同时，糅合古今，融贯中西，成器超轶脱俗，成就有清一代御瓷艺术非凡篇章。

唐英主理御窑年间雍乾两代，故乾隆早期御窑多有延烧雍正时期的作法，与本品同类纹样及造型者，可见两例，皆属雍正年款，其一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载于《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窑瓷器》，卷一（下册），页378、379，图175；另一则可见香港苏富比，2008年4月11日，编号3067；

这两件与本品高度皆在32公分左右，仅纹样略有不同，底部款识也同样为双圈内书双行楷书款，这种双行楷书款于乾隆时期是十分不寻常的，据乾隆二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江西”》记载：

其后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据《内务府大臣圆琢瓷器烧造制价则例折》：

再一次强调以篆书属款的重要性，故乾隆时期款识除乾隆二年之前楷篆并用，及部分“年节进贡，偶尔随意用洋彩吉言新式”贡瓷外，大多皆以六字三行篆书为主。

而本品无论造型，纹样，乃至书款方式，皆保持了雍正时期的烧造特点及水准。这种属款方式极为罕见，林业强先生于专论中曾指出，此式年款“仅见于乾隆初年”（《机暇清赏：怀海堂藏清代御瓷器》，页29），而瓶腹独到的西洋卷草纹样，也频繁出现于雍正时期青花御窑之上，参见清宫旧藏两例花浇及一例贯耳扁瓶，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青花瓷器》，页122-125、页182，图版60、61、107；

雍正时期两例青花三羊尊，可见《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日梨花伴月收存不在印档瓷器清册》中记载“素尚斋东顺山房存雍正年款青花三羊瓶二件”。虽乾隆三年乾隆皇帝曾下发“厂官釉三羊尊”让唐英“俱照样烧造送来”，且除“厂官釉”外，此式尊尚有仿哥釉、仿汝釉、仿官釉、窑变釉、冬青釉等品类，但青花三羊尊仍为其中存世稀少品，尤以早期书款者，仅见此例。

该尊于口沿下、颈、腹部各有青花绘成三道弦纹，弦纹间自上而下分绘蕉叶、折枝花卉、缠枝萱花、仰莲纹、卷草纹为饰，所绘青花别具特色，拟摹明永宣时期青花而成。清宫内府典藏丰富永宣佳作，雍正帝尤为钟情，故发样往景德镇御窑厂，令其撷其最精华之处组合化裁，既保留经典元素，又另见新意。本品当是其中之经典佳例，但此时景德镇青花用料与宣德时期已殊为不同，为追摩明初苏麻离青渗透晕染之效，遂以青花干笔重重点染，浓淡之间，层次感立现，颇得明初苍健深沉之美。

雍正一朝宫廷艺术素以精巧淡雅、清新脱俗著称，御窑瓷器也最能直接体现雍正皇帝本人之审美理念。其性格内敛，品位超绝，所要求的御瓷制作皆离不开一个「雅」字，反复强调要简单、高雅、秀丽、精细，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皇帝本人曾多次规定瓷器之造型、花纹图案，不仅要求烧成瓷器各部分尺寸适度，而且重视气势和神韵，讲究轮廓线的韵律美，对于要烧造的御用瓷器必须经雍正皇帝审定，方可烧造。此尊即为雍正御窑仿古之佼佼者，于造型仿汉壶，于装饰又得明技艺鬼斧神工，观物而取其精义，此于雍正仿制中体现淋漓。

相类似青花作品遍查公私著录并不多见，在赵从衍先生早年所拍其旧藏中见有相同者，但无款，售出于香港苏富比，1986年11月18日，赵从衍家族旧藏，编号84；香港苏富比于1990年11月13日拍卖过一只雍正青花撇口尊，仅纹饰与此件略有不同，编号224；另见故宫博物院旧藏有一件雍正仿钧窑蓝釉红斑弦纹撇口尊《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页195，图177，造型皆与该件类似，圆润敦美。

除造型外，釉色同样遵循古韵，雍正时期江西巡抚谢旻监修《江西通志》所载，其时于景德镇佐理窑务的唐英已研烧仿官釉式，名“铁骨大官釉”，“有月白、粉青、大绿等三种，俱仿内发宋器色泽。”本品当为月白之色，釉色清朗凝润，匀净莹洁，皎皎如月。仿官釉于五十七种供御釉色中独占鳌首，名副其实。

此器于乾隆时期《清档》之中或名为“天鸡耳尊”，如乾隆三年五月六日，太监高玉交

其釉色可对应天民楼旧藏清乾隆 仿钧釉鸠耳尊（《天民楼藏瓷·上》，页359，清乾隆仿钧釉）；

其后乾隆四年四月十三日，催总白世秀曾交“青花白地天鸡耳尊一件”，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清宫旧藏亦有清乾隆，青花缠枝莲纹鸠耳尊例。（《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页150，图版136）

除此外《宣统二年五月初六日春字瓷器陈设账》中也有：2189号，茶釉瓷天鸡双耳尊一件；2226号，大观釉瓷天鸡双耳尊一件；2227号，青花白地瓷西莲天鸡双耳尊五件；2236号，大观釉瓷天鸡耳尊二件（宣统三年二月初九日总管恒泰传交建福宫二件）；2314，乳釉瓷天鸡耳小尊十件（惊璺二件）等陈设账记录，也可与现存各色釉鸠耳尊相对应。据乾隆时期编纂的清宫所藏古代青铜彛器谱《西清古鉴》载，卷九中周鸡尊与卷十一汉鸠尊形制十分相似，皆做禽首而三趾足。同时《清档》之中也可见乾隆时期呈送各种材质天鸡尊，足见喜爱之情。

整器仿古却不泥古，器型采撷商周铜壶，釉色追求宋官意蕴，但所摹仿的皆为意象，而不是在外表上毫厘不差。可谓崇尚古器，同时兼容本朝风貌，融汇古今之精粹于一体。雍正时期仿官釉例可参考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两例，馆藏编号故00148446及故00148444；乾隆时期延烧，装饰风格更为多样，囊括青花、黄地青花、仿哥、窑变、茶叶末、天蓝釉、白地拱花等，变换众多装饰于此器，皇家钟爱可见一斑。同时器型上亦有大小之别，本品为其中体量较小者，更为丰腴内敛，隽秀可人。

所绘瑞蝠、双鱼衔桃枝，又有吉磬、盘长、桃实累累，周围环饰缠枝西番莲纹样，其上夔龙及缠枝莲纹，构图对称而工整，繁缛华丽，画工复杂而不失严谨之态，其纹样以重复性连续装饰为主，但这种装饰并非枯燥的雷同，而是在诸多细节处给人别致而考究的观感体验，视之妍丽夺目。如所绘纹样通过渐变的色泽表现立体感，或以细腻的笔触与流畅的线条显示出西方绘画技法的深远影响，雍荣华贵，气度不凡。器底青花书“大清嘉庆年制”六字篆书款。

嘉庆一朝御瓷多承袭乾隆时期艺术风格，造型创新式样少，纹饰也多采用传统吉庆寓意图案，绘饰技法工致而绮丽，早期烧制水平之高与乾隆时期者可谓无异。如本品瓜棱瓶式，即可参见乾隆时期青花瓶例，见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录于《Chinese ceramics a new comprehensive survey》，图版597；另有尺寸较高四棱海棠尊例，饰以冬青洋彩及分别收藏于英国V&A博物馆，英国曼彻斯特美术馆及中国国家博物馆，但皆饰以冬青洋彩。

盖因乾隆丙辰归政后，虽改元为嘉庆元年，但在清宫内务府的档案中，仍有乾隆六十一年和六十二年的时宪书，宫中档案仍延用乾隆年号。故而此一时期烧造制度一切遵循前朝，据内务府嘉庆三年《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载，嘉庆三年发往江西烧造的官窑瓷器，尚须要求“一半乾隆款，一半嘉庆款”，如此独特的烧造现象是明清御窑绝无仅有之事，亦恰好说明嘉庆御瓷与乾隆官窑渊源密切，而如本品之纹样，在乾隆一朝既有出现，可见乐山堂藏一例，载于《乐山堂藏瓷》，图版32； 此种纹样延续至嘉庆一朝，除本品外，尚有一青花瓶例，售于香港苏富比，2003年4月27日，编号214；淮海堂藏一例，录于《机暇清赏：怀海堂藏清代御窑瓷瓶》，编号111。

嘉庆时期御窑烧造的规模、品类、费用自嘉庆四年开始，逐步缩减。大运瓷烧造自嘉庆四年核准为“统以五千两为率”，较乾隆后期每年“约用银七千余两”减少近三分之一，同时烧造品类相较乾隆的五十二种缩减为三十七种。至嘉庆十五年，内务府以“查御茶膳房年终所收之各样瓷器俱已足用，请旨传与包衣昂邦停止”为由，停烧大运瓷。同时嘉庆时期的贡瓷，据《清档》所载，年节贡瓷及寿意磁器条目中，青花琢器十分少见，大多以青花圆器及诸类彩瓷为主。嘉庆晚期，督陶官进贡的御瓷更是逐渐由新奇样式向日常器皿转变。因此，嘉庆御瓷烧造规模缩小，品类减少，尤其青花琢器数量锐减，故《景德镇陶录》卷二有载：「今上御极以来，诏崇节俭，每年陶器需用无多，而陶工益裕矣。」但缩减烧造御瓷规模之前，嘉庆御窑的烧造则与乾隆时期无甚差别。整器造型雍容典雅，气度不凡，造型及纹样皆给人以「乾嘉不分」之感，充分延续乾隆时期御瓷超高水准，为嘉庆时期少见的青花品类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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