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掌政期间建「十全武功」， 平定边疆，修《四库全书》，六下江南，统治之长久、功业之煊赫，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且乾隆皇帝的帝王生涯极富戏剧性，他是康乾盛世的缔造者，也是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他是满清皇帝，极重「国本」，又精通汉学，极好风雅。乾隆皇帝即位之时，面临的局势完全不同于他的先人，作为幼年即得到祖父康熙帝钟爱，钦点「是命贵重，福将过予」的皇储，他从未经历父亲雍正帝的夺储风波；而康熙雍正两朝的积累，使他无需承受顺治入关时面临的尖锐满汉族群矛盾、明遗民顽固的复国抗争和康熙末年的重重积弊。在他面前铺展开来的，是令人踌躇满志的盛世江山，而这种得意之情，也贯穿了乾隆的一生。

同时乾隆皇帝自幼受到严格的宫廷教育，受祖父教养，读书宫中，由大学士福敏教习，又学骑射于贝勒允禧，学火器于庄亲王允禄。清代皇室吸取前朝教训，对皇子教养严格，不但要学习满洲旧有的「国语骑射」、蒙文，还要由饱学宿儒教授四书五经、策论、诗词。宫中的尚书房、圆明园的洞天深处都设有供皇子读书的学堂，每日「卯入申出」，即清晨五点至下午三点，乾嘉学者赵翼在军机处值夜时常见皇子秉烛读书，感慨

乾隆皇帝自述少年读书时：

乾隆皇帝的父祖都对他寄予厚望，自幼「帝王之学」的熏陶，也使乾隆皇帝既具备统治国家的雄才大略，也时刻怀有身为帝王的自觉，即使消遣游戏之时，也往往寄托宏愿。而他终身酷爱玉器，玉在传统文化中又具有特殊地位，上古时期即被用作沟通天地的礼器，周礼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儒家也讲究「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所以乾隆皇帝对宫廷玉器的制作格外经心，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皇帝时常亲自过问宫廷玉器的形制、纹样、工艺，甚至装匣配饰也一一指示。如乾隆四十一年造大玉瓮，十月初三日将木制模型「木样」呈览，据之进行精加工，由苏州织造全德文奉旨挑选熟手玉匠朱佐章、朱仁方父子进京为玉瓮烧补颜色，乾隆帝还诏令：

最终于十二月二十七日，造成「大玉瓮一件，外面凿錾云龙山水」。乾隆五十一年太监常宁交匣婊作「玉有盖圆洗一件、玉壶一件、五圆洗一件”奉旨配做“回子布套」。可知乾隆皇帝对宫廷玉器制作之用心。而乾隆皇帝生平又嗜好收藏书画，搜罗名迹孜孜不倦，编订为《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又好以诗文言志抒情，将乾隆皇帝的书画鉴藏、御制诗文熔于一炉的宫廷玉器，无疑具有极为特殊的价值与意义，尤其值得探究，此次这件「桐阴博古图盖瓶」，就是绝佳的案例。

此「桐阴博古图盖瓶」，选用整块上乘和田青白玉料琢磨而成，器型典雅端庄，上有盖，盖有圆钮，扣合紧密而旋转自如。瓶身直口、短颈、斜肩，瓶腹微下敛，底有圈足。左右有对称的衔环耳，耳上刻云纹。瓶身正面取宫廷收藏的崔子忠《桐阴博古图》画意，镌刻文人士大夫在梧桐树下鉴赏古玩的场景，背面刻乾隆御制诗《崔子忠桐阴博古图》，刻工极精美，人物意态生动，树石布景亦皆得法神妙，字迹结体端正，气韵贯通。图文皆涂金，与细腻润泽的玉质交相辉映，更添光彩。此瓶虽小，但从中确可管窥乾隆的帝王心术及当时的天下大势。

首先这件玉瓶的制作，是为了纪念乾隆帝对崔子忠《桐阴博古图》的鉴赏，崔子忠是何许人也？为何他的书画得到乾隆的青睐？崔子忠为明末士大夫，又名丹，字道母，号青蚓，擅书画，与陈洪绶齐名，人称「南陈北崔」。周亮工《因树屋书影》详记其生平事迹，崔子忠为山东平度人，出身清贫，屡试不第，以书画为业，「工图绘，为绝技，时经营以寄傲；更善貌人，无不克肖。」当时贵人多倾慕其画技，但崔子忠为人清高，「皆逃避不顾」，与妻子女儿隐居陋巷，「荜门土壁，洒扫洁清，冬一褐，夏一葛」「高冠草履，莳花养鱼，不知贫贱之可戚」。文坛宗主董其昌称赞他「其人、文、画，皆非近世所常见。」钱谦益也称「崔子忠形容清古，望之不似今人；画摹顾、陆、阎、吴遗迹，关、范以下，不复措手。」崔子忠与名臣史可法同为左光斗门下，史可法曾以自己所乘马匹赠与崔子忠，李自成攻克北京后，崔子忠与其妻子避居穷巷土室中，绝食殉国身亡。可知崔子忠是一位忠义持节的明遗民。据《石渠宝笈》和清宫档案可知，乾隆年间清宫藏有崔子忠书画数件。此玉壶模仿的《崔子忠桐荫博古图》为「次等云一」贮养心殿，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又有《崔子忠苏轼留带图》为「上等李一」贮御书房，《崔子忠扫象图》为「上等辰一」贮乾清宫，《崔子忠云中鸡犬图》贮乾清宫，《崔子忠云林洗桐图》贮御书房，《崔子忠货郎图》贮延春阁。可知乾隆帝对崔子忠的书画颇为欣赏，多定为上等，且收藏在御书房和养心殿、乾清宫等日常起居理政之地，御制诗中也多有题咏。以下将结合乾隆御制诗，探讨乾隆帝对崔子忠书画的鉴赏，首先是玉壶所刻咏《崔子忠桐荫博古图》，录于《清高宗御制诗集》三集卷五十四：

御制诗集中有乾隆帝自注：《宋史·舒亶传》：（舒）亶劾苏轼作为歌诗讥讪时事，王诜辈公然朋比，轼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诜亦坐是谪贬。可知此诗之用意，先是吟咏图画中士大夫赏玩古董的高雅场景，在碧绿的梧桐树下，赏玩夏商三代流传下来的鼎彝之器，旁边有童子侍奉，也可与玉瓶上的图案相印证。梧桐被古人认为是凤凰栖止之木，又是制作琴瑟的最佳材料。《诗·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孔颖达疏：「梧桐可以为琴瑟。」《庄子·秋水》：「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唐聂夷中 《题贾氏林泉》诗：「有琴不张弦，众星列梧桐。须知澹泊听，声在无声中。」而上古三代的青铜器，被文人士大夫奉为最高古神圣的重器，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记其夫赵明诚流亡时叮嘱：「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具存亡，勿忘之」。「宗器」即指鼎彝等青铜礼器。

乾隆皇帝此诗笔墨不多，但是点出了梧桐和「夏鼎商彛」的重点，对文人风雅之好谙熟于心。乾隆皇帝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终身喜好诗文书画，自诩「朕自幼生长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清宫旧藏书画中，有乾隆皇帝作汉人士大夫装束的写真肖像，可知其在品位上很大程度是以士大夫自居的，这与乾隆皇帝「以文教治天下」的理念有关。满清入关时曾以屠杀的手段残酷镇压明遗民，完成了武力征服，而康雍二朝天下局势已趋稳定，康熙皇帝就已大力推行「文治」，并身体力行钻研儒学，以促进满汉的文化融合。乾隆皇帝对祖父康熙帝终身崇拜敬仰，又自幼受汉学教育，自然也懂得文教风化的重要性，故而他一面要求保持「国语骑射」的满洲旧俗，一面倾心汉人士大夫的文化传统，并大举修书治典。所以乾隆皇帝对「桐阴博古」题材如此有共鸣，也就不足为奇了。

「仿佛苏王留妙躅，当年取咎致何频。」也用意颇深，据乾隆皇帝自己的注释可知，「苏王」指的是苏轼和王诜，都是以书画知名的士大夫，因为被舒亶构陷而遭到贬谪。乾隆皇帝的诗意是说这幅画中的场景，仿佛是苏轼与王诜留下的妙迹，但为何如此高雅的两人，当年却会遭到贬谪呢？言下之意是宋帝昏庸，听信谗言，误贬士人，进而有自夸明君之意。虽然在文字狱屡兴的时代，如此议论前人略显讽刺，但乾隆皇帝重文教、好风雅的思想倾向还是十分明显的。

检阅乾隆御制诗和清宫造办处档案，《崔子忠苏轼留带图》也很得乾隆帝青睐。此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有乾隆御题诗：

此画与诗皆纪苏东坡留带故事，据《东坡诗话》载，苏轼与佛印和尚为至交好友，佛印在金山寺说法时，苏轼探访，佛印说已无座位，东坡戏语「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佛印便请苏轼以身上玉带为赌注「打机锋」，佛印说「山僧五蕴，非有四大，本无内翰，欲何处坐？」苏轼不能立刻作答，便将玉带留给佛印作为镇山之宝，佛印也回赠衲裙一件，苏东坡还为此事作诗纪念。乾隆皇帝对崔子忠此图颇为赞赏且印象深刻，后来南巡时在金山寺看到了苏轼当年留下的玉带，因清初火灾缺损数块，还赏赐玉版加以修补，并重新制匣供奉，并作《题苏轼玉带》诗纪念。诗注中还回忆了宫中收藏的崔子忠画卷：「石渠寳笈上等，有崔子忠印公留带图，是寺事也。」乾隆题咏之余，还曾让宫廷画家金廷标临摹《崔子忠苏轼留带图》并制为玉器。清宫活计档记载，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御临崔子忠留带图挂轴一轴（随青玉轴头宋锦套）」传旨着查旧紫檀木匣改做盛装。玉器制成后也有题诗，录于《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巻四十《题和阗玉东坡留带图》：

乾隆自注：「崔子忠有留带图，向曾题句，并命金廷标仿为之。」

《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五还有一首《题崔子忠扫象图》：

乾隆自注：“石渠宝笈旧藏崔子忠东坡留带图，与此䏸笔墨相似，的系真迹。”

以上文献可知，乾隆皇帝对崔子忠的书画颇为喜爱，不仅屡加题咏，且能准确认识其笔墨风格，还以宫廷玉器仿其画意，此次的桐阴博古图玉瓶并非孤例。乾隆皇帝为何如此看重为明王朝殉节而死的画家崔子忠？这可以从乾隆皇帝对明朝降臣和遗民的态度中得到答案。

清王朝初入关时，面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原故地，并没有充分的统治信心，故极力打压遗民，贬低抗清臣民，以高官厚禄笼络降臣。如洪承畴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七省经略，谥号「文襄」；钱谦益官至礼部侍郎。但到乾隆年间，清王朝的统治早已稳固，乾隆皇帝坚定不移地以正统天子自居，他认为满清并非明王朝的颠覆者，而是从逆贼李自成的手中夺回政权并为崇祯帝复仇，自诩：

乾隆皇帝从正统伦理的立场出发，鄙夷明末降臣，诏令国史馆将洪承畴、尚可喜、钱谦益等人编入《贰臣传》。对身为文坛领袖的钱谦益尤其鄙夷，辱骂其「本一身有才无行之人，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济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子人类。」严令将公私所藏钱谦益文集销毁不许流传。并作诗讥讽「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在贬斥「贰臣」的同时，乾隆皇帝大力褒扬效忠君父的忠义之士，称赞以身殉国的史可法「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称刘宗周、黄道周「均足称一代完人」，认为明末清初的殉难诸臣民「皆无愧于疾风劲草」。尤其是对史可法十分赏识亲自赐予「忠正」谥号，在扬州梅花岭建史可法祠堂，还命臣民进献史可法画像供奉，并题诗云：

乾隆皇帝还命朝野搜罗整理抗清而死的明遗民事迹加以表彰，于各地建忠义祠。「予明代殉难诸臣谥，并人祀忠义祠」，降旨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记录了因抵抗李自成及清兵而死的明忠臣义民三千六百多人的壮烈事迹，交武英殿刊刻。还下诏求明臣熊廷弼、袁崇焕的后裔，加以优待抚恤，熊廷弼五世裔孙熊泗先赐为儒学训导。  

据此可知，乾隆皇帝对崔子忠画作格外喜爱，题咏之余还要制成玉器以供陈设，既有因「文教」诉求出发的、士大夫式的审美欣赏，也隐含了对忠臣义士高风亮节的褒扬赞许。从中折射出的，既有乾隆皇帝显示自己通晓典故、品位高雅的「博古」之思，也有以文教治天下、提倡节义的「知今」意识。乾隆皇帝生平玩好虽多，但绝不是荒嬉误国之君，在对艺术的赏玩和参与之中，他始终保持着帝王的自觉。例如他在鉴赏宋徽宗绘制的《斗鸲鹆图》时，就发出了「写情若果通于理,何事助金思灭辽。」指责宋徽宗一味沉迷绘事，虽然精通画理，但无助于对抗虎视眈眈的金国与辽国。故而这件出自乾隆宫廷的崔子忠桐阴博古图玉壶，也不应当仅仅被视作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而是可以从中窥见乾隆皇帝的帝王之道与治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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